非则言非，是则言是的实事求是精神

黄仁国
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0004

文章内容：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从6年代末开始到8年代后期,"五老"相继逝世后.关于"五老",刘大年写过多篇纪念文章,公开发表的有:《范文澜与历史研究工作》(《近代史研究))1979年期),《学习郭老》(《近代史研究1983年1期),《郭沫若与哲学》(《人民日报))1983年6月13日5版),《开拓者的启示——在吕振羽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光明日报))1986年11月5.日3版),《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历史研究))1988年1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求是》1989年7期),《继承以往,开拓未来——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1期),《革新派先贤祠中的一员》(《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历史学的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其中最后两篇是讲翦老.上述十篇文章,时间跨度较大,立论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但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思想,即如何在史学领域中继承"五老"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用刘大年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研究分析他们所达到的新的认识,肯定和接受他们的成就,让那些新的认识,成就与今天接轨起来"(刘大年:《历史学的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五老"相继逝世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刘大年依然始终不渝地在史学领域继承"五老"所开拓的事业,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显然,他这时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是有别于"五老"当时所处的环境的,这就使他必须思考在时代前进了的情况下,如何坚持科学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问题.可以说,正是与史学界"五老"的密切关系,造就了刘大年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非则言非,是则言是的实事求是精神黄仁国(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0004)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刘大年来往书信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年先生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对他这种精神的体会已有十余年的时间,而且越往后,印象越深刻,感触越鲜明.我最早接触大年先生的论着是在1996年年底.那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我的导师周秋光教授希望我协助他收集整理大年先生的传记资料..在我对大年先生有个初步的了解后,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开始认真地阅读有关书籍,整理有关材料.1997年8月底9月初,我有幸能对大年先生进行访谈.8月28日,30日,9月1日,在木樨地大年先生住处进行了三天长谈.9月1日下午,他在我的笔记本上亲笔题词:"非则言非,是则言是,声闻过情,昔人所耻."落款是"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这是农历时间.他的题词让我感到震动,让我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博大胸怀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精神.去年年底,刘潞老师给我寄来《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尽管部分书信此前我已多次阅读,但在我迅速浏览一遍全书后,我不能不又一次被大年先生的实事求是精神所深深打动.例如,1995年8月9日,他在致张显菊先生的信中谈到,有两篇论文,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应该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628).当时张显菊先生正在编辑《刘大年论着目录》,其中有两篇文章,一个是序号为5的《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一个是序号为33的《吴晗的反革命面目》.这两篇文章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学术受政治运动干扰的结果,背景复杂,年轻一代对此大多知之甚少,但大年先生并不回避.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没有博大的胸怀,就不可能解放思想,也就没有办法实事求是.大113刘大年与史学年先生在指导自己的学生时,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实事求是精神,他反对学生迷信导师,希望学生能够真正有所突破.1988年3月12日,他在指导姜涛博士论文的信中说,"我的这些想法如果束缚你的思想,那就糟了.最后究竟如何,请照你自己的思路下决心."又说,"此信可以给李长莉同志一阅",并再次重申:"在学术问题上你们要坚持独立思考.对于我写的什么,你们可以同意,更可以尖锐反驳.学术讨论中,得力的反驳推进科学.泛泛的赞同未必能增加新的价值.所谓得力的反驳,指有理有据,哪怕一枝一节,只要能收到辨讹纠缪之效."(479—480)同月20日,他在给博士生杜语的信中说:"你必须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分析,独立判断,讲自己的见解.对我说的那一些,有几分可取就取几分;了无可取,就彻底干净抛弃之,毫不犹豫.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客气,千万千万.""科学研究要解除思想束缚,坚持科学态度.谁有研究,谁就有发言权.问题是这种发言权,是要建立在踏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而不是信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所谓突破之类."(485)解放思想,用大年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鄙弃抱残守缺,勇于坚持真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个历史学家,尤其是处于特殊历史地位的史学家,思想不解放,不仅仅是影响到自己本身学术的价值和生命,还要影响到一大批人.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和理解,在崇美恐美盛行的20世纪上半叶,如果没有一种解放思想的勇气,怎么能够写出《美国侵华史》这样的论着?同样,在"左"的思潮开始泛滥,帝王将相受到批评的时候,如果思想束缚在"左"的教条中,怎么能够写出《论康熙》这样的论文?"文革"结束不久,大年先生很快提出研究中国近代史要从研究经济史突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李荣昌就是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而考上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的.大年先生的解放思想是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之上的.没有40年代初期在晋察冀边区冀南行署长期撰写国际形势栏目时事评论的经历,恐怕很难有后来的《美国侵华史》.同样,一个长期偏重于政治史研究的学者,如果没有多年对经济史的兴趣,也决不可能突然提出中国近代史要从加强经济史研究突破的建议.从《刘大年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