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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航 >> 社会科学 >> 历史、地理 >> 中国历史文物 >> 2001年01期

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疑古主义的走向

谷中信一 张青松
[1]不详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北京100732
文章摘要: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疑古主义随着包括文字资料在内的考古资料的相继发掘似乎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不能因为疑古过了头,就盲目地返回传说的世界,那也绝不是科学的态度。今后确定先秦文献成书时代时,出土资料是不可欠缺的。那些出土资料不一定有很多,疑古和信古之争不可能轻易地画上终止符。
文章主题:疑古主义 信古主义 古史辨学派 文字资料 考古资料
文章内容: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疑古主义的走向[日]谷中信一张青松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北京100732内容提要: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疑古主义随着包括文字资料在内的考古资料的相继发掘似乎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不能因为疑古过了头,就盲目地返回传说的世界,那也绝不是科学的态度.今后确定先秦文献成书时代时,出土资料是不可欠缺的.那些出土资料不一定有很多,疑古和信古之争不可能轻易地画上终止符.关键词:疑古主义信古主义古史辨学派走出疑古时代传说时代辨伪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疑古主义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近年来,随着包括文字资料在内的考古资料的相继发掘,使人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而明确地表示出这种学术倾向的,则是李学勤教授的《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我与中国的学者交流时也有同样的印象:觉得疑古主义正渐渐被人遗忘.那么,疑古主义果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了吗?一问题所在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的先秦文献的真伪或是有关它们的成书年代的问题.这是因为,"一定要慎重对待先秦文献的操作,因为有准确的成书年代,能让人信服的文献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那些一直被这样教导的人来说,确认并确保作为研究大前提的文献的可信度是极其重要的,又是极其麻烦的.?本文译自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998年3月号.?128?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事实是,不能确定文献的成书年代,就无法将研究进行下去.另一个同样严峻的事实是,能确定成书年代的文献极其少.所以,要历史地,系统地理解先秦思想史就变得极其艰难了.我认为,由于研究者对成书年代意见不一,所以一直未能构筑起先秦思想史的清晰蓝图.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学者,或是积极地使用《左传》,《国语》来研究春秋时代的思想史;或是果敢地研究被疑为伪书的《鬼谷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还有以前被认为是伪书而无人理睬的《文子》,《鹗冠子》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兴趣等等,在思想研究上盛况空前,可以说是迎来了先秦时代的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①这令人苦涩地想到那种严密的文献考证的传统到哪儿去了呢?更令人困惑的是近年来这种大胆的风潮为什么会极为盛行?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疑古主义的走向就说《老子》一书吧,一般认为《老子》成书最早也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但是此书是老子于春秋末年所做的观点近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逐渐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一贯的疑古主义的稳定立场受到了冲击.这并非仅限于《老子》,他们一致认为先秦文献的成书年代很早.并排除了以往的伪作说.都把先秦文献看作是可信赖的文献.我深受彻底的疑古主义立场的津田左右吉博士的学说的影响,所以对这种学术风潮有一种抵抗心理.如何正确看待学术界的这种风潮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②毫无疑问,相继发掘的出土资料加速发展了学术界的这种趋势.这是因为这些新出土资料并没有能够证明疑古派的主张,反而不断的证明了疑古派的错误.例如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县(现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发现的记有孙武,孙膑兵法的木简,以及同时发现的《晏子》,《六韬》,《尉缭子》等.那次的发现可以说是出土资料给疑古派的最早的打击之一.1994年3月,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的出版,可说是宣告了疑古时代的结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李学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西北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大学的教授,而且还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理事长.他积极与以日本为首的海外研究者进行交流合作,是中国现在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我于去年(1996年)4月开始,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派遣研究员到北京大学学习.在那以后不久,在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大篇幅报道了为向国庆50周年献礼,作为国家的科研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史工程"的全面启动.我对此十分惊异,并将报道剪下保存起来.现附于文末.在报道上我看到了作为主要成员之一的李学勤的名字.他所提倡的"走出疑古时代"成了推进这个项目的基本概念.稍夸张点说,"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这是把史记》的年表的起点从公元前841年一直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一项宏大的研究计划.不言而喻,这个三年计划的项目是为了叙述清楚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宏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它的政治意图很明显.当然只要不是为了政治意图而去捏造历史事实,改篡历史也就无可非议.我通过研究《逸周书》而认识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黄怀信副教授,他是李学勤的弟子.听说他也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课题是明确西周的年代和历法.听说他使用的主要文献是《尚书》和《逸周书》.据他所言,只要态度慎重,《逸周书》的大部分资料还是可靠的.他是个反疑古派.那么,代表疑古派的古史辨学派现在又如何呢?古史辨学派的领导人顾颉刚先生的藏书,现藏于北京市建国门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的一室,由他的女儿顾洪女士来管理.在老朋友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孙开泰的介绍下,我拜访了顾洪女士.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了解到由于人手不足,预算不足,有的书只好极不规则的用绳子装订等等.这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起来这些藏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管.洪女士也感叹到,藏书目录也没能完整地整理.这些实情,给了我这样的印象,疑古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角色,正从历史舞台上退下来,不,其实应该说是正被迫从舞台上退下来.所谓疑古,我的理解是,只要没有可信的合理证据就应该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与此相对,提倡"走出疑古时代"的李学勤的立场,只要没有值得怀疑的合理证据,就应该持信任态度.这无疑是有见识的,但同时又太轻率地抛弃了疑古主义.我在思考,他们从"疑古"里出来后,将?129?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走向何方.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回到过去的信古,就变得毫无价值了,在此我们必须再次认真思考,在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疑古主义究竟是什么.二什么是疑古主义关于这个问题,金谷治博士曾以《疑古的历史》(一)~(九)(《武内义雄全集》月报1~10,1978—1979)为题简洁地总结过.金谷治博士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学问史中,科学的批判精神必然采取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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